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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慈善的问责与选择

来源:米公益编辑:发表时间:2014-06-19关注度:0次

        2011年国内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速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衍生出像免费午餐、微博打拐、扬帆运动、微公益等一系列的新公益模式,可是同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公众关于公益慈善的质疑与诟病也越来越多,并随着网络迅速传播开,所以2011年也成为了公益慈善的问责年。

       1 公益慈善问责元年

      2011年是“微公益元年”,网络成就了与传统组织模式有所不同的“公民公益”。

      2011年对公益慈善社会而言,无疑是一个考验。自去年上旬的“巨额餐费发票”、“天价帐篷”,到6月份“郭美美事件”将慈善质疑推上高峰,继而“卢美美”、“尚德诈捐门”、河南宋基会……一系列大型慈善机构的运作失范问题,使公益组织的社会信任度跌入了“冰点”。

      如果按照近年公益社会被接连命名的“元年”,2011年大概首当其冲要称为“公益慈善问责元年”。

      与此同时,公众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“冰点”,并没有对应为公益事业的“冰点”。相反,以“免费午餐”为代表的公益计划,半年筹集善款1700余万元,而且靠的是上百万的捐赠者。类似的“微博打拐”,“大爱清尘”等行动还有很多。它们显示了另一种公益路径:一个人的动念、一群人的合力、网络的力量、公众的参与,及至政府政策的促动。故而,也有人称2011年是“微公益元年”,网络成就了与传统组织模式有所不同的“公民公益”。

      结合这两个方面,我们或许会意识到:2011年的公益社会既不是悲观地跌倒了“谷底”,也不是热烈地掀起了“狂潮”,而是一个“冰火两重天”的并存。其中揭示的现状是:社会公益需求的蓬勃,和公益实现途径的无力。在此张力之下,未来公益社会的关键词就既不是“萎缩”,也不是“爆发”,而是“选择”。

      2 挑战:透明度和公信力

      公众的捐赠和参与被剥夺了选择性,就谈不上问责;公益慈善组织没有市场选择的激励,也就不会有社会责信的动力。

      首先来看问题牵涉的一系列公益慈善机构。红会、宋基会、慈善总会、青基会……这些大型的慈善组织,身上多带着浓烈的“中国特色”。公共财政拨款、编办定编、受捐资格特权、强大的行政动员力、甚至免于民政登记。公众在很多年的救灾、扶困等捐款过程中,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“社会组织”怎么就代表了“公益目标”;“慈善捐赠”和把钱捐出给指定组织自然画上了等号。

      直至某些情况被披露,人们忽然意识到“我捐的钱哪儿去了”原来是个问题;进一步讲,捐给的组织是谁、它怎么运作的,原来也不是自己以为的“社会组织”。诸多“惊讶”、“揭秘”,其实首先反映的是:我们对自己长年所捐的组织,并不知情。

      透明度和公信力是所有公益组织都会面临的挑战,但上述“中国特色”的大型机构,还具有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:它们在组织的法定建制、制度结构上,就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负责、向捐赠人和受益者公开透明交待的“社会组织”。其在党、政、主管单位周围运作的属性,使其具有多面的定位、多重的目标、复杂的责权关系、资源获取和使用不对等的地位等结构特征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制约和激励机制,不仅是宗旨导向的。

     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公众公益参与的无选择性。在很多情况下,比如赈灾资源接收、常规救助捐款等,某一家或几家特定的组织,被政策赋予垄断性的受捐资格,公众只要有捐款意图,惟一的途径是捐给指定的组织。去年玉树地震赈灾捐款汇缴的文件是一个典型。所以,千万种社会的参与,最后汇归于政府的财政统筹,80%慈善捐款最终的结果是行政途径使用。

      公众的捐赠和参与被剥夺了选择性,就谈不上问责;公益慈善组织没有市场选择的激励,也就不会有社会责信的动力。

      3 启蒙:盲捐与选择捐

      慈善捐款额的剧降,可被视为公益慈善市场发育、选择机制养成的一个良好促动力。

      行政化慈善、慈善垄断,必然存在公众知情不足、公开透明不足、社会责信不足,依靠财政支持和行政动员力的生存状态,难免越来越“外强中干”。2011年公益问责的爆发,“郭美美”事件只是个导火索而已。没有选择、没有慈善市场、没有独立责权机制、没有社会问责,才是问题的本身。

      据报道,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月至8月,全国慈善组织接受捐赠下降85%;河南宋基会事件后,一项网上调查甚至显示,愿意再给该组织捐款的人为0。同时,“微公益”的动员力,像“最透明基金会”真爱梦想口口相传的口碑,说明当下慈善参与的下降,并非社会公益需求或公益资源供给的根本性跌落,而是公益心的“休克”期。是从毫无反思的“付出”性满足到问责公益目标的“选择”性参与之过渡阶段。

      如果说,人们从习惯于捐给组织、捐给班级、捐给单位、捐给居委会,甚至连是否通过红十字还是慈善总会去执行了捐款都不知道的“盲捐”,到“不知则不捐”,那么慈善捐款额的剧降,可被视为慈善市场发育、选择机制养成的一个良好促动力。

      从“盲捐”到“不捐”,是公共问责意识的启蒙;如何再从“不捐”到“选择而捐”、“理性而捐”,则是慈善市场和社会公益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      事实上,公民的选择已经开始作用了。在类型选择上,大型、行政动员型的组织受到慈善风波的影响比较明显,比如红会、宋基会的个人捐款下降,而捐赠者熟悉的、身边社区的组织,受宏观事件的波及则不大。选择知情的组织,是一种理性的参与。

      在组织特征选择上,治理结构规范、公开透明程度高、口碑相传的组织,其在公益质疑的大潮中依然站得牢固。比如基金会中心网上可以查到全国所有基金会自愿公布的信息,是一条年报摘要,还是组织、资金、项目三级披露,虽然不是法律责任,却为公众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依据。

      在参与方式上,“微公益”意味“组织”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,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是一个媒体、一个NGO、一种社会力。传统公益组织是能借之风力,还是会被“用脚投票”,又回到公益组织自身的运作和问责有效性上来。

      地域的选择可能也会出现。去年万事达一项大型调查显示,上海消费者公益慈善捐赠意愿最高,高出平均的10%以上;今年省红会中广东红会受捐排名第一。一些公益慈善生态较为良好的地区正在吸引更多的公益资源入驻,进而又激荡当地的公民文化和社会参与。公益社会的“集聚优势”,也将逐渐显现出来。

      4 仅仅问责和透明远远不够

      与政府改革相联动的公益体制机制变革是问题核心。

      2011年的公益问责浪潮一波接一波,的确给慈善组织,尤其是大型准行政性的公益慈善组织警醒和反思的刺激。“郭美美”事件之后,红会推出“捐赠信息发布平台”,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随后又提出“红会改革”。

      红会的问题并非其一家,不仅这些准行政的慈善机构,连同2011年“盗窃门”、“会所门”、“文物门”等丑闻连连的中央级事业单位故宫博物院,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:行政、公益、商业的分野。

      显然,对行政化公益慈善组织来说,仅意识到自身的问责和透明是不够的,如同国企离开市场就谈不上改革,公益慈善组织不放开行政垄断资源、在公益市场中选择,也永远无法面对真实问题。与政府改革相联动的公益体制机制变革,是问题的核心。

      在公众选择性浮现的情况下,公益慈善市场中的社会组织也在敏锐地做出回应。非公募基金会联合论坛2011年以“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”为年度主题,思考行业的自律责任和社会公信力建设。

      日前,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内的国内24家公募基金会,共同签署加盟《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》,承诺公益与商业合作中的责任,是我国首个由基金会行业自发推出的公益与商业合作自律准则。行业的联盟自律,对慈善市场的选择性具有深远意义。

    由此可以看出,2011公益慈善发展迅速,公益社会缤纷多彩,同时伴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,网络公众的质疑和诟病,都体现着中国公益慈善市场的发育和公益生态的变化,其慈善市场也在逐步完善开放,完成公开透明的反馈。当公益慈善实现市场开放,公开透明反馈,公民具有多元选择和常态化参与的时候,再反回去看其捐赠额和参与度,才具有真正的意义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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